新中国请苏联帮忙印第二套人民币机密，防伪能力超过苏联卢布

文/刘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代初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对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奠定了人民币基金会的国内和国际信用。那么，第二套人民币是在什么条件下推出的呢？它是如何印刷的？事实上，它的一些优惠券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苏联的帮助下印制的。由于国家机密，许多细节鲜为人知。

陈云的建议

在中国新政权稳定、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国民经济基本好转的情况下，分管国民经济工作的陈云经过深思熟虑后确定，国民经济好转，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为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做准备，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新的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 1950年7月，他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发行新币问题。他认为，发行新币不仅时机刚刚好，也是当前经济的迫切需要。这是因为：（1)目前走向稳定的价格，“预计一年后，我们应该对长期稳定更有信心”；（2)流通中的纸币是“技术条件有限，防伪难”，让蒋介石部队撤退台湾“计划造假我币损我财”；（3)人民币流通中“面值太低，在国际市场上尚未规定固定价值”，因此，“立即印制新货币，为在一定时期内提高面值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做准备”年取代现行人民币”。中央同意陈云的意见。于是陈云亲自主持了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

在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确定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印刷。对于这个问题，经过反复考虑，陈云于1950年7月10日向中央提出了《印铸新币计划》，其中包括三个具体的计划：一、利用国内现有的设备和技术进行印刷;二、委托苏联代印，纸张和规格可以用卢布，但按照中方规定的丝绸图案，印数也有限制。同时根据中方要求，向苏联订购必要的新型印钞机、雕刻机，派人赴苏联学习；其他则完全按照苏联卢布的丝绸级别标准执行。陈云在本文档中还分析了三种具体方案的优缺点：第一种方案，优点是可以立即开始打印；缺点是我国现有的国内技术和设备无法打印出高质量的钞票，同时假钞马上就会出现，之后还会大量出现。第二种方案，优点是可以获得苏联的设备和技术，中国也可以自己培养印刷品，缺点是印刷时间很长，新中国需要印刷发行新货币立即地。第三种方案的优点是直接采用苏联印制卢布的技术，防伪有很大保障；劣势 掌握中国纸币印刷的是苏联。

最后，陈云在文件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目前还是采取第三种方案比较好。原因是：目前中国与苏联建立了紧密的同盟关系，苏联将真诚地帮助我们。苏联对人民币印刷的掌握程度，不用太担心。我们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从根本上建立真正的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防伪是重中之重。直接请苏联印刷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未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和苏联的帮助，中国自己可以达到苏联的印刷水平。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再请苏联印刷。

中央经过仔细研究，最终决定接受陈云的建议，采用第三个方案，但经过一些调整，即委托苏联印制大面额钞票，小面额钞票仍然我们自己打印的。

中苏谈判

在中央决定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后，中苏两国高层联系商讨此事，双方很快就此事达成协议：苏联愿意代表中国印制第二套人民币。随后，中央立即安排重要干部与苏方一起落实此事。当时，受周恩来总理委托，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臣、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继壮、印刷局副局长何晓初、陈邦达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与苏联的谈判。周恩来在家主持会谈。

南汉臣等人于1952年4月上旬抵达莫斯科，与苏联商议此事后，双方做了一些准备，以便于4月6日代表苏联就印制人民币的问题进行谈判。苏联。第一次谈判的主要议题是中苏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意见。由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提前达成协议，中方在会谈开始时提出要求苏方印制第二套人民币后，苏方欣然同意。因此，第一次谈判进行得特别顺利。南寒辰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双方就苏联代表中国印制的第二套人民币的细节进行了讨论。这让南汉臣没有必要留在莫斯科。他将叶继壮、何晓初、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详细讨论技术问题，然后独自飞回中国。中方高度重视会谈。为了更加谨慎，中共中央邀请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作为主要谈话人之一参加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主要是财政部长兹维列夫等人。

关于苏联代表中国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细节会谈。 1952年初至1953年2月，中苏在莫斯科就此事举行了30多次会谈。中苏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具体事项，特别是技术方面，如印样、数量、交货时间、苏联印钞供应、合同签订等。 , 中国要求苏联印人民币是技术谈判。

中国关注打假问题

所以中国政府请苏联帮忙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印钞技术水平低，印出来的钞票质量还达不到很高的水平，更别说防伪。在印钞方面，苏联有多年的经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防伪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是世界上防伪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中方期待苏联印制的人民币在防伪方面达到国际最高水平。正因为如此，在中苏会谈期间，中方特别关注印钞质量，根本点是提高防伪水平。

1952年9月2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与兹维列夫交谈，特别强调了苏联代表中国印制的钞票的质量。稳定、财政收支平衡，以及未来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即将实施货币改革。由于新币的比例，1元将抵10000元的旧币，所以提高新币的质量，防止伪造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因为我们的东南边疆，台湾的蒋介石匪和美帝经常用假钞来闹事30新币等于多少人民币，所以防伪要求更为重要。苏联的技术和印刷条件都比我们好，我们要求使用卢布使用的奇怪技术。为了我国的新货币……”张闻天的意思很明确：中国特别希望提高第二套人民币的防伪能力。兹维列夫向张闻天保证，第二套人民币是苏联代印的中国的质量有保障，绝对可以和苏联卢布媲美。随着技术的进步，它的防伪能力甚至会超过卢布。

苏方的认真、热情和责任让张闻天等人放心。他们向周恩来请示后，告诉苏方，苏方实际上可以操作。

为了安抚中国，苏联先印制了第二套人民币印样，由苏联财政部长亲自发给张闻天审阅。张闻天很用心。他抽空仔细检查版画，还交给中国驻苏联使馆的其他同志审阅，听取他们的意见。使馆的同志们也仔细看了看。尽管苏联使用了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技术，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但张闻天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们仍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图案、变点图案、水印等方面“更精致、更复杂”。这些意见有一个意思：希望苏联进一步提高第二套人民币的防伪能力。

◆中苏对话实录，外交部档案封面。

Zverev在听取了中方的意见后，明确地回答了张闻天：“我们会重做。重做后的第二套人民币将按照中方要求的技术方案进行操作。目前的样子将进一步完善。当然不能和卢布上的图案一样。决定重制后，将延长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制时间。通知张大使。”

随后几天，苏方认真研究了中方的意见，并安排技术人员进行改进。改进技术后，打印出票样，然后由中方人员进行验收。改进后印制的纸币防伪能力已超过苏联卢布。

在中苏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制工作已经准备就绪。经过一段时间的洽谈，双方就各类优惠券的印刷数量、印刷要求、交付时间、交付方式等具体问题达成一致。

真诚合作

中方提出的请苏联代印印制的原计划是印制100元、50元、10元和5元四张大面额纸币，共计4张十亿 ; 1元主币和6种辅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印制。就在苏联准备印制四种大面额纸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情况：蒋介石派往大陆的间谍得知新中国人民银行准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后后派人赴美求美，制造第二套四类人民币假钞，扰乱甚至拖垮大陆金融经济。中央政府还获得了有关台湾的情报。负责中央经济的陈云在分析研究情况后，提出立即调整请苏印的第三个计划。 1952年10月27日，他综合考虑中国、苏联、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的情况，提出了调整方案。这个计划主要是改变苏联印制的纸币种类。他在提交给中央的文件中说：“鉴于台湾尚未收复，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相连，美国和蒋介石继续使用空投和走私途径香港和澳门把假票散布到我国来破坏中国的人民币信用，同时台湾的敌人正在协助美国，在技术上可以印制假票，使之与真票完全一样。普通人辨别真假票，仅仅靠几个银行官员用显微镜观察票的真伪，并不能阻止假票的流行……我们发行的票面额越大，票面越大与空投和走私进口等体积重量的假票数量相同，为减少假票的影响和损失... 计划暂不发行新币时，发行五元以上的大票。但是只发一元券太小了，所以打算发三元券作为一种资源调整。”中央政府很快批准了陈云的意见，周恩来总理上前通知了中央政府。苏方作出改变，他亲自签署电报，指出中国政府已决定“采用不超过三元五元的面额”，并要求苏联增加印制三元券; 小面额纸币总量改为45亿张; 印制时间也要求缩短; 印制的100元和50元暂时不发行。同时国内印钞厂也开始印2元纸币。

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收到电报时有些尴尬。他告诉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原计划我们已经谈好，苏联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原本约定的订单金额大，总金额小。现在纸币面额减少，总量从40亿增加到45亿。这增加了印钞的工作量，大致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同时，它被缩短了。这么大的变化，要按照中方要求的时间完成印刷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张闻天如实向苏联解释，台湾和美国已经形成了破坏中国新货币的计划。兹维列夫听后表示理解，他说：苏联必须顺应中国不断变化的要求。时任政务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继壮也向苏方作了详细说明。他说：“我们也知道改变不好，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政府考虑了一遍又一遍……现在改变的计划是不可避免的。好吧，我还是希望苏方能帮忙。”更多的。”他说，3元券发行量增加，主要是1元券可以少印； 40亿元改成45亿元，因为以前计划少，现在要填补空缺。叶继壮又和苏放商量：“原五元券版不变，制作新三元券版；或者原十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而原来的五元券版将改为三元券版。原来十元券的图案和大小可以改成五元券，五元券的图案和大小可以改成三张。元。”想了想，兹维列夫向中方提出建设性建议：为了加快工作效率，建议印这些钞票时使用一种纸，而不是两种纸。中方同意他的意见，按照中国的修改计划，中苏双方达成了新的修改协议，中国驻苏联使馆向周恩来请示后，同意苏联开始印刷第二套苏方立即动员，按照中方新要求重新调整部署，工作进行得很快，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整，第二套人民币3元券和5元券开始印刷，印刷的人民币采用橡胶凹版套印，​​花纹深，墨层厚，防伪防伪功能好。是世界上防伪能力最强的精致货币。

◆第二套人民币3元、5元、10元，1955年3月1日出版，苏联印刷。

中国代苏印制人民币一年后，在分析美国和蒋介石的动向后认为，由于中国政府暂停印制四种大额人民币的计划票据，他们摧毁新人民币的计划是困难的。执行，我们印10元券，风险不大。于是，确定了增印10元优惠券的计划。 1954年4月1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口头向苏方提出改变印制人民币计划的请求，具体内容为：“新印制20亿元人民币十元券，总计2亿份”。苏方紧急研究中方意见后，很快同意听从中方意见。虽然印数增加了很多，但苏方还是有决心克服困难，一定会完成增加印数的任务。

紧密交接

下一个重要环节是交接。中苏双方经过多次详细商议，确定从1953年9月下旬起，苏联印制的人民币分批运往中国。运输方式为铁路铁路，所走路线为铁路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中转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口岸。

为了使交接顺利进行，苏联进行了严格的部署，采取了非常严格的保护和护航措施。对于每批人民币，苏方将提前向中方提供详细清单，包括箱数、总重量、规格、体积等，以便中方做好装运准备。为做到绝对保密，苏方多次与中方沟通，双方最终决定采取以下措施：苏方“发货人”使用“苏联木材公司”，“收货人” ”是中国的满洲里进口公司。 （即现在的进口公司，当时叫进口公司），发来的货物名称是“技术设备”，双方交接点设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实际的交货类型、时间、路线、包装形式，只有两国少数高层知道。

在装运前，中方向苏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所有车辆都受到严密的看守，护送到我的平台。”整条运输路上都有部队戒备。同时，苏方也想到了中方，提醒中方在运往中国后要加强警惕。 1953年9月下旬，当第一批3元券即将发运时，苏方在本国加强了警惕，还特意向中方提出，希望中方安排诚实可靠的收货人、保安人员和搬运工承担人民币运输工作。 但是这些运输机也应该保密，不能知道运输的是什么。苏联根据自己的经验，好心向中国提供了许多需要注意的护航运输细节。例如，中国选择条件最好的车辆进行运输。这些车辆不得有任何裂缝或泄漏的管道；车厢应密封严密，不得有遗漏；我国现有车厢两端无小平台，需加装，两端各设小平台，供守卫站立。在中国境内运输，不得有任何苏联财政部或苏联国家银行的字样。

中方完全接受并高度重视苏联的提醒。后来在运输时，中方完全按照苏方要求，保证运输安全。

交接是最成问题的环节，因此双方都非常重视满洲里的交接。苏方带头安排了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同时提醒中方做好接待工作。为做好接待工作，南汉臣总统特地致函驻莫斯科大使张闻天，请张闻天将中方意见转达苏方，让他们出主意。南总在信中一一列举了中方对苏方的接待工作细节，并强调：力争在一天内完成交付。苏联同意中方的安排，表示将在交接期间配合中方，做到万无一失。

中方也为交接做好了充分准备。中苏交出第一批人民币的时候，正值严冬，而位于中国北端的满洲更冷，真的达到了滴冰的程度。中方相关干部考虑到这一点，为所有中方交接人员分发了最好的冬衣，并专门为押运交接人员准备了餐车、炊具和包厢。同时也对苏联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采用中国人容易识别的方法：装货的箱子上要有“铁腰”，用钉子钉在盒子中间，用四根木棍固定在盒子的盖子和底部。用外国钉子固定。苏方完全同意中方的要求。装人民币的箱子寄来的木板特别厚，箱盖和箱底的木棍特别粗，钉的很牢，搬运起来很费劲。

在中苏双方共同努力下，到1955年初，苏联印制的第二套人民币全部顺利运抵中央人民银行仓库。其中，1.6亿3元优惠券因中方需求变化，动员印刷人员加班加点30新币等于多少人民币，提前4个月完成。

第二套人民币于1955年3月1日发行，包括苏联代表中国印制的3元、5元券和中国印制的2元、1元、角和分。总共有10种货币； 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10元券，也是苏联代中国印的。

紧急召回苏联印制的“三种票”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和批评斯大林。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此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越来越严重。 1950年代末，赫鲁晓夫将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引入国家关系，两国矛盾日益严重。 . 1960年代初，苏联政府撕毁对华援助协议，撤走援助专家，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具体到人民币的印制，当时苏联实际上已经暂停了印制人民币的工作。他们还突然停止向中国提供印钞纸和印钞设备，使中国暂时难以印制自己的人民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全面调整对苏政策。在调整政策中，首当其冲的是金融货币领域。在金融货币领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苏联印制人民币问题。原因很简单：人民币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印制人民币在敌对中国手中极为危险。有鉴于此，1962年7月至1964年5月，中国政府先后向苏方索取代苏印制人民币的资料，实际上停止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事情。苏联。此后人民币由中国自己印制，而中国当时也已具备印制优质人民币的技术。

1964年3月和4月，中国政府发现，在东北和新疆地区，苏联印制的3元、5元和10元券的数量突然增加。畅通无阻。尽管中方没有具体证据表明这是苏联蓄意的恶作剧，但这三种息票的人民币突然上涨显然是极其不正常的。中国政府自然会怀疑苏联利用手中的印版印制了大量人民币，然后放到中苏边境地区干涉中国经济。于是，中国政府决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回收苏联发行的人民币。回收后不再发行。 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纸币的通知》，规定从4月15日起，苏联将印制“三种纸币”（即、3元券、5元券、10元券）。券）停止在市场流通，5月14日到期，限期1个月内到银行兑换其他面额。

在中苏关系紧张之际，中国人民表现出高度自觉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苏联代表苏联印制的人民币券分为三种。同时，在回收苏联印制的三类人民币券的同时，大量发行我国自己印制的5元券。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掌握最先进的防伪技术，一时还不能印制10元优惠券。因此，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5元券是第二套人民币的最大面额。后来，中国政府掌握了先进的防伪技术，具备了印制10元券的能力后，开始自行印制发行第二套10元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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